“数字”四题
“数字”四题
▓“数字游戏”？
晚清封疆大吏饶应祺是恩施城关人，这是恩施人常引以为骄傲的人物。去年秋天，恩施市政协文史委编了一本《新疆巡抚饶应祺文稿》，请我帮忙校阅。底稿为饶应祺的部分奏折、信函、电文，是经过许多年艰难曲折搜寻抄写其手迹而来，非常珍贵。据《清史稿》载，饶应祺为官清正廉明，任内赈灾兴农、安内攘外，颇有政绩。编校中，除了惊叹于饶应祺的事迹，特别感到奇特的是饶巡抚对数目字的应用。
举几个例子。他在《新疆安设电线分别报销疏》用一大串数字，一一列举，例如：“……以上三项共用银一十五万七百一十九两九钱三分二厘，除北路杆木用银二万三千九百七十二两六钱二分五厘。……又采运脚费应扣平余银一千四百一十六两四钱七分七厘，实不敷银四万八千七十六两五钱九分二厘，已由新疆善后经费项下垫发清款。……”
在《吐鲁番等属被灾地方分别轻重蠲免应征额粮疏》里，又是一大堆数字，譬如：“……迪化县属东工渠等处被蝗成灾，十分地七千三百七十六亩二厘五毫，应完额粮四百六十五石八斗六升三合五勺。…儿会耐着性子看他那些繁琐的芝麻账吗？
嗨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大官儿了。只因《新疆巡抚饶应祺文稿》这本书印数很少，又是内部赠阅，许多人看不到，姑且贡献一点“内部文件”，以供有兴趣的茶客们作闲聊的谈资。
恩施晚报2008．1．21．
▓数字不是游戏
——从杨锦麟的“惊诧”说起
凤凰卫视杨锦麟在主持“有报天天读”时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说某处开人代会审议财政报告，会议主持人问，“有看不懂的请举手”，没有一个人举手；又问，“同意的请举手”，呼啦一下，全都举起了手，一致通过。杨先生讲这几句话有点调侃的味道。
财政问题专业性很强，什么预决算、财政赤字、出口退税、顺差逆差……一大堆专用名词术语，除了业内人士，大多数普通群众是闹不明白的；即使懂得一点，恐怕也是一知半解，小百姓就更不太关心那些大数字背后的奥义了。鄙人从没有当过代表，不知道审议报告时是否有专人做过讲解，也不知道举手或不举手跟懂还是不懂有什么关联，不懂的是不是该去弄懂；不管怎么说，政府报告里的那些数字关系着国计民生，可不是闹着，哪怕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只有几票，也说明我们的政治民主在进步。
媒体透露现在的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减少了，基层普通群众代表数量增加了，这是人民政府对百姓的信任。一般百姓的见识可能比不上官员，但毕竟开阔了反映普通群众声音的渠道，政治民主真的加强了。希望百姓代表不要辜负百姓的重托。又有报道说，今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增加了一个农民工代表，据说是来自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。嗨，农民工代表兄弟啊，你真是光荣之至，你可是新无产阶级的代表啊！你是代表3000万（？太少了）农民工啊！你可要给农民工兄弟们长脸啊！希望你好好学习，除了关心农民工每月劳动报酬到不到手的那个小数字，也应当弄懂一点国家财政的大数字呀，你如果还有没弄懂的，可不要当南郭先生，当会议主持人再问有“什么问题搞不明白”时，你可得把手举起来呀！
恩施晚报2008．1．28．
▓数字岂能游戏
上次说到晚清恩施籍大官新疆巡抚饶应祺在奏章中写到数目字时，都是精确到“分厘丝毫”、“斗升合勺”。不知道这位堂堂封疆大吏的这些数字是从何处得来的，他决计是不，问专家，“专家”回答：“可能吧。”是“专家”也冲昏了头脑，还是不敢据实回答呢？至于以后经常出现的“抠脑壳数字”、“派指标数字”，还有什么可信度呢？
为什么会这样？余秋雨的一段话击中了要害：“在政治挂帅的年代，一位官员被认为是经济专才而获得快速提升，只因为他总能最快速、最流利地回答视察者有关经济的提问。他很清楚，在场所有的人只需要快速和流利，哪怕错误；而不需要吞吞吐吐，哪怕真实。”
据考证，“实事求是”这四个字，早在《汉书》里就出现了。革命领袖在延安时期的文章中曾明确界定而且还题了词的，可惜何谓“实事”，何谓“求是”，讲了多少年，终于没有真正实行。改革开放以后，“实事求是”才逐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。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社会，数字已倍加重要，官方数字的可信度也大大提高了。譬如，正面的，财政收入，粮食产量，是多少就是多少；反面的，矿难死了多少人，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。就是春节前后的雪灾，滞留多少人，损失有多大，都如实公布，这是政治清明带来的进步。但是因为曾经不实事求是的流风太久，影响太深，注重民生，老百姓感到十分温暖。医保、社保、就业福利等使百姓得到了实惠，特别是处于基层的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，人民感激不尽。材料披露上述几项给老百姓带来的利益也是6000亿元！设想一下，应酬稍微少一点，公款旅游少几次，宴会、宾馆、小车的档次稍微低一点，仅“公款吃喝”这一项，再省出个几千亿用在人民公益事业上也是不难做到的。
网评说，“在地方，我就知道，有的单位是一年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，而且直到用完为止”，“只要能找到……发票单据就行了”，这实际上谈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，只是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提到解决问题的日程上来罢了。记得前些年看到作家张贤亮的一本小书《小说中国》，书中谈到中国最难解决的腐败问题是“基层腐败”、“团体腐败”，那本书说的“基层”还是从全局讲的“县市级”，至于几个人的“基层”就更顾不上管了。有时候见媒体披露，哪里又揭出了几个腐败分子，那还只是个别人，上文提到的类似于“有80万元钱就要用完”的“团体腐败”，解决起来恐怕是难上又难。
最牵动民心的数字自然要数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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